奥运会开闭幕式特效总设计师蔡国强专访,制造北京奥运会视觉特效

 油画     |      2019-12-04

8个月来,蔡国强每天中午出门,进“鸟巢”或奥运开闭幕式运营中心,下半夜回家。其余时间以半小时为单位切割给不同的事务。而在7月23日,着一身休闲服的蔡国强出现在奥运会主新闻中心的媒体面前,谨慎地回答各路记者有关奥运会开幕式焰火燃放话题。 事实上,作为被看的视觉艺术,再精彩的文字和声音都是苍白的。睿智、成熟、谦逊低调的蔡国强要缔造出怎样的美丽画卷,他将如何兑现“给自己50岁留绚烂的永恒回忆”的承诺?8月8日,那个不眠的北京夜晚将回答这一切。 2005年,蔡国强成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视觉效果总设计师,而今年正好是他的50整岁。他说:“今年我在这个神圣的时刻回到祖国,奉献我的才智,我很欣慰。可以在这不寻常的一年里留下自己的足迹,这是对我艺术追求的一次总结与纪念,也将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记者:焰火艺术是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活”? 蔡国强:是的。我喜欢它的速度、能量和不可控。所以我做的设计是针对焰火本身的生命力,而不是它的花样,不是不停地喷花。 焰火比较难出造型,和爆炸点的大小、发射的时间、到达空中的高度、位点以及停留的时间有关。要想让2008奥运的焰火传达一些理念,需要一些高科技,说起来简单,其实很复杂。 记者:对奥运这样一个特别的主题,会不会更多地运用你的标签——中国元素? 蔡国强:不一定。其实我的标牌“中国元素”是在中国被夸大了,在西方并没有。非要说我在用中国元素,也不完全是错的。包括今年我在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回顾展,汽车爆炸、箭射在老虎身上、狼在撞墙……这些都要说成是中国元素吗? 记者:怎么会想到介入奥运开闭幕式这件事? 蔡国强:不容易做的事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包括之前做上海APEC庆典,哪怕仅仅是服务一下,另外,艺术家也应该做一点服务嘛。 记者:你的爆破作品有点像爵士乐,有一种即兴的成分在里面。 蔡国强:对,有点像,所以我喜欢爆炸多过焰火。空气、风、现场自然条件的不同,决定了每一次都不同。 记者:为奥运会开闭幕式设计视觉特效,对你会不会形成压力? 蔡国强:奥运会开闭幕式这么大规模的事件,几千人在为我们的创意付出,从技术研发,到材料选择,到产品的生产和质量把关,一关一关都有人在监督在帮忙,大家都没有休息日,无形中就有了压力和责任,担心就大起来了。 记者:这么大的工程肯定不可能靠一个人完成。 蔡国强:其实真是依靠国家科技力量以及专家力量,我仅是天马行空般的想象,这个团队的密切合作和执行能力让人惊叹,大家的合作对我也是一次难得的体验。 记者: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火药而不是其他? 蔡国强:跟家乡有关。那时候很多邻居的孩子下课以后在家里做鞭炮补贴家用,做鞭炮的火药随手可得。火药之前我用过许多手段,比如用自然界风的力量或鼓风机吹油画颜料,想让画“动”起来,或者把画布拿到礁石上、榕树的树根上去拓片,有一阵子也用火烧一烧,看油画烧过之后能不能起泡之类,总想做出一些偶然的效果,而不是用理智一笔一笔去画的,所谓向自然界借力量的理念。但慢慢觉得这样做还是太小气,就想到了干脆用火药。开始是用小孩的玩具烟花喷些火药到画布上,但画布被打出一个个洞,无法做出我心里的效果来。后来就在画布上用鞭炮火药撒出形状然后点燃,这样能出形状,就像画画一样。这样,火药就完全变成颜料了。 记者:这样的作品意义何在? 蔡国强:有时候还是会破掉。火药的速度,它产生的压力,两者要控制好。但是如果全在控制当中,规规矩矩的,还是不过瘾。要稍微有一点来不及躲开、点燃之后赶快去灭火的感觉。还有对材料本身的自然属性,对其中蕴藏的神秘感的迷恋。火药这东西很有意思,爆炸之前是尘土,爆炸之后就变成烟痕、残灰,很安静很安静。我从火药里体会到了哲学。 记者:如果有什么会限制你的创造力的话,你觉得可能是什么? 蔡国强:生理、心理上的疲倦,不再那样心跳和激动,这是最大的打击。如果别人看我的回顾展觉得,这个人还挺能做的,到现在没有显出疲态,这样就挺好。

当代艺术的特点是跟这个时代的互动多,好对时代脉搏、社会环境作出敏感反应,形式和方法都很丰富

编者按:一场奥运盛宴,让人期待已久。民众期盼的,是奥运的激动人心。而在“我的奥运档期”系列报道里,每位主人公,都是一份“激动人心”的缔造者———他们,是参与了奥运相关创作的艺术家、音乐人或群众演员。过去的日子,究竟有什么值得回味?他们会与您分享。因为奥运精彩,属于他们,也属于你我。

8月8日晚,万众期待的北京奥运会终于开幕了。而作为开幕式上最强烈的视觉元素焰火表演是开幕式的最亮点。而这个用焰火点亮奥运的人就是蔡国强。

[编辑:亢章虎]

老北京的四合院讲究“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猫胖丫头”,蔡国强的院子里种着石榴、丁香、海棠,一辆老旧的木制小推车停在一角,一樽约1米高的青花瓷鱼缸坐在院中央。回廊的窗棂上雕着花,每一块青砖都似洗过,发白。厢房的彩砖是原主人留下的,100多年了。

蔡国强先生是活跃在当今国际艺术界最具影响力的中国艺术家之一,但他的名字仍为大多数普通市民所陌生。每天进出窄巷,他会和每一个在路边打牌聊天,喝啤酒发呆的北京爷儿们打招呼,人们也对他笑笑,打量一下他修理得又短又薄的发型。蔡国强似乎很享受这种“隐于市”的感觉,作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开闭幕式核心创意小组的成员,他在自家的四合院完成了有关焰火的构想,每天沉浸在隐约的市声之中,他对记者说终于不再有客居北京的感觉。

蔡国强出生在福建省泉州,据说这里的焰火行业有400年历史。当初,只是喜欢玩火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童年记忆中家乡焰火燃放时的声响,会伴随他这么多年,使他成为享誉国际的艺术家,并成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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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锻炼刚结束的蔡国强出汗了。8个月来,他每天中午出门,进“鸟巢”或奥运开闭幕式运营中心,下半夜回家。其余时间以半小时为单位切割给不同的事务。

■用身体体验北京的味道

从两百多个变成29个

两件大事:一.为第29届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开闭幕式设计视觉特效,这一次,他又要用上他浸淫了25年的拿手好戏——爆炸绘画,只不过这一次的画布是“鸟巢”上方的天空;二.筹备8月20日将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大型个人巡回展“我想要相信”——上一站是今年2月,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展出97天,观众几十万人次;下一站是2009年春,西班牙比尔堡古根海姆博物馆。

“我在泉州长大,从小就幻想能到大城市走一走,一下子走到了东京、纽约这些太大的地方,一走就是二十多年。可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好好看过北京,如今借着奥运会的到来,终于可以用身体体验这所城市的存在。”北京分明的四季令蔡国强印象深刻,他说这是自己在纽约的水泥森林里感觉不到的,而四合院中的海棠花开花落,葡萄架下长出生涩的果实,连同胡同里“一到天热就赤裸上身的男人们”,在蔡国强眼中,北京的味道真实而亲切。

杨澜:我觉得所有的人一开始就被巨人的脚步所吸引,大家没想到,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进入倒计时。这个创意是你一开始就想好的,还是到最后阶段才灵光闪现?

蔡国强火药画的过程通常是这样:将特别订制的日本麻纸铺在地上(麻纸的纤维结构能保留并吸收爆炸的能量,同时呈现纸面焦化的效果),撒放不同能量的火药粉尘,或用纸板在麻纸上布置轮廓造型。有时,他会用鹅卵石加重压力以强化爆炸效果。然后,他用一支香点燃导火索,火药按照设计路线奔跑,几秒后就闻到刺鼻烟味。助手们迅速用布团压灭余烬,将整幅画从地上揭起,垂直悬挂起来。

环顾这小小的院落,老房子油漆斑驳,院墙上的毛主席语录都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尽管主人在院中安置了些许现代化装备,但还是到处洋溢着怀旧的调子。在记者面前,蔡国强毫不掩饰自己的怀旧情结,他甚至透露正是因此,才终于买到了这个有百年历史的院落。“此前有不少人看上了这个四合院,但是房主一问他们将来想怎样翻修,大部分人都说要把旧房拆掉重盖,但我的想法是修旧如旧。这里原来的房主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现在已经七八十岁高龄,他们很认同我这样保守的想法。再加上我诚实地告诉他们,我只有老婆和两个小孩,他们最终在几个买家中把房子交给了我。”

蔡国强:2005年我们主持了一个艺术家创意团队,当时就做了这个方案。第一次向北京奥组委汇报时,他们也被这个方案吸引住了,基本上从那时候开始,就定下了这个方案。最初我们设计的是两百多个脚印,代表两百多个会员国,后来觉得两百多个燃放点太多了,就改成了56个民族56个脚印,但还是觉得多,就改成了29步。改完后,因为数量越来越小,我就决定把脚步做大。

自1995年蔡国强移居纽约起,他对材料的驾驭日趋精进,这种爆炸形成的图像也越来越复杂、丰富和抽象。评论家们有不少隆重、深刻的阅读,但他似乎更爱用那个比喻:****——要有意外,有喘息,有互动,整个过程是冒险。

■中国焰火就得五彩缤纷

杨澜:所以就成了巨人的脚印了。

当代艺术圈里有个绕口令一样的段子,列举了“四长”、“四短”、“四黄”、“四红”,蔡国强占了两项,一是“ 简历长”(作品多,展览多,收藏记录多),二是“本人红”。他目前位居中国当代艺术拍卖价的第一名(《APEC景观焰火表演十四幅草图》),已在美国举办了规模最大的中国艺术家个展,但妻子吴红红所说的“东京8年抗战”,那些“卖出去一张画交完水电费房租马上就没了”的日子,他还记得。

把中国传统的火药作为表现材料,蔡国强用它在画布上、纸上和天空、大地上完成的创作一直令关注国际当代艺术圈中的人们惊叹不已,可是,人们很难把如此“前卫”的表现手段和眼前这位艺术家的怀旧思绪联系在一起,这种基于传统的冲突甚至潜移默化地渗透在蔡国强为北京奥运设计的开幕式焰火表演的创意之中。尽管焰火释放的细节仍处于严格保密阶段,但在“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焰火燃放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在中国表演的焰火与在美国将有许多不同。“美国观众观看焰火,他们的视觉要求更纯粹,金色、银色,需要长久猛烈的打。包括雷,他们不是打五百个雷,而是五千五千的打,很振动。中国则有自己的特点,经常需要五彩缤纷,这方面其实有一点民间,又有一点怀旧。”

蔡国强:最初我设计的是一个脚印约50米长50米宽,后来加大到150米,这样它在空中被看到的时间也就更长。现在从29步来看,很中国也很国际。

在日本,他好像回到了中国的古代。经历了“文革”,再感受日本那浸染古风的儒、释、道的氛围与神韵,真正久违了。

蔡国强的早餐是从一碗冬菇白菜汤开始。就着白菜谈着焰火,记者注意到他拿筷子夹菜的手腕上绑着一块纱布,这不禁令人猜测,这位艺术家不停地用火药创作,会不会常常令自己处于爆炸的危险之中?蔡国强的回答简单而有趣:“创作火药作品,最大的危险都不是因为材料本身会爆炸,会对身体构成伤害,最大危险在于艺术家使用这个材料,是否能成为艺术?”

这是个秀,不是艺术品

“年轻时老子的书看得比较多。在日本接触了西方现代物理学之后,与以前对老子的兴趣找到了呼应,便做了很多外星人计划,与地球大爆炸、黑洞、时空倒流、超光速等等有关。”

■参与奥运是“自投罗网”回顾蔡国强火药创作的历程可以看到,他在纸上的创作力求用火药表达出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笔墨味道,而在空间实施的系列创作,又通过爆炸对空间形成了带有图像色彩的侵入和改变。

杨澜:作为一个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艺术家,你当初为什么会去竞标,然后花两三年时间,承受各方面的压力来做这样一件可能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他做的东西看起来很‘杂’,但都根植于东方传统文化之上。他对事物的感受能力很强,就像一块干净的海绵,能够一下子把周围环境所赋予的讯息全部吸进去,然后在创作时全部释放出来,之后他又会成为一块干净的海绵,去吸收新的东西。”这是同为画家的妻子对他的评价。

“作为人们庆祝的仪式、盛典从古代开始延续,在最初仪式和艺术是不能分开的,但是到后来才有了界限。仪式变成大众参与的活动,同时也成了艺术家不屑一顾的玩意———他们更多是孤芳自赏独往独来的。那么艺术在其中到底能做什么?把艺术家的实验拿来做创意,结果是在小圈子里可能会显得很独特,但是在大众眼里人家会不理解这家伙到底在做什么?”

蔡国强:因为这个事情很难,而且很危险,所以我觉得有吸引力。

几千人在为我们的创意工作

作为创意组的核心成员,蔡国强对“创意”的理解在于如何去看待这种创意,以及如何去体现自己在“创意”中的角色。他认为,开幕式活动的出发点是去歌颂和平,抒发中国人民对世界的爱,而释放焰火恰恰是烘托这种气氛。“艺术家会追求其中的创意,但这种创意能否实现,还要团队努力和领导支持。其实,我参与奥运活动本身已经是‘自投罗网’,包含了为国效劳,为这件事服务的意识。如果老百姓只看到这焰火很漂亮,意识不到跟艺术和艺术家没什么关系,我不会介意,毕竟自己做了努力。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是很难做的,难就难在这样的开幕式活动很难给艺术留下足够的空间,搞不好只是一场秀,是一场晚会而已。可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又对我构成了吸引和挑战。我很自然想去挑战挑战。”

杨澜:你总是被危险的东西吸引?

人物周刊:怎么会想到介入奥运开闭幕式这件事?

■搞火药创作全家帮忙

蔡国强:对。当代艺术搞到今天,你再做什么,人家都觉得不难了。但是为什么奥运会难呢?因为它的危险就在于搞了半天,跟艺术没有关系,它是一个秀,不是一个艺术品,所以历史上很少有艺术家会做这种事,大家都避开。

蔡国强:大型仪式要变成艺术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在古代,艺术和仪式是一体的,巫师也是当时的艺术家,他的活动里有舞蹈、绘画等等。但慢慢地,仪式和艺术越来越远,艺术家不再为仪式创作作品。到现代,带有庆典性的活动,很少有艺术家能够创作出让人感觉非常好的作品。

对于大多数中国观众,蔡国强利用火药完成的创作陌生而又神秘。可是在艺术家自己的描述中,他从八十年代就开始的“火药绘画”尝试,就像是一个男孩子的游戏,而在他眼中,接下来的一系列立体的火药爆破创作计划的完成,只不过是让这项游戏玩得更加精彩。

杨澜:避开,因为怕做不好。

开闭幕式需要什么样的作品?要有人文理念,还要有独创性的表现形式,但在这样一个全球消费时代,各种艺术在大型活动中很容易被消化掉,再加上政治因素,很不容易做。对于我来说,不容易做的事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包括之前做上海A PEC庆典,哪怕仅仅是服务一下,艺术家也应该做一点服务嘛。

指指接受采访的大厅,蔡国强说最初的火药创作就是在自己家这样的一间房子里开始的。对着油画布,蔡国强拿着小孩子的玩具礼花棒向画布“发射”,把画布烧出一个个破洞,“可是工具所限,这些洞千篇一律,我干脆把这礼花棒拆开,发现里面都是些火药,于是直接把火药撒在画布上,慢慢琢磨出如何烧出不同的图形。”在他的描述中,一开始没人把这当作是什么创作,蔡国强的助手都是自己的亲戚。因为火一点起来就很难控制,自己的弟弟妹妹女朋友都一起上阵帮忙,“最重要的是奶奶,她专门负责灭火,看到哪里火势猛烈就拿起垫子一下给盖住。虽然她没有学过科学什么的,但是奶奶自己想出的这个绝招,让我后来意识到在爆破过程中隔绝氧气是多么重要。”蔡国强的火药作品开始在日本被广泛关注,而他开始研究火药在纸上的表达。在他看来,火药就像艺术家作画的颜料,“就像水墨有笔墨的趣味,油画有笔触的趣味,火药作为一种绘画语言,疏密浓淡干湿,笔触的顿挫和流畅,说起来有些抽象,但它在平面绘画上展开的不确定性,是我要捕捉的效果。”即使到今天,对火药作品研究了这么久,蔡国强仍旧认为对这种特殊的绘画材料只是“有所把握但还是不能准确控制,而这正是火药吸引人的地方。”

蔡国强:那是搞晚会,不是真正属于个性,而艺术家都是要求有个性化的。

大家都是自己组队来报名的。竞标总导演的李安、陈凯歌、张艺谋、张继刚都有自己的团队,我们是属于艺术家创意团队,等于是一群干活的人,帮助总导演把奥运会开闭幕式做得更有艺术性、国际性和现代感。

■奥运之后还与火药续缘

杨澜:你说服自己,就是因为它有挑战性,可能会让你身败名裂,所以你就冲上去了。

长年在海外的人,也许比国内的人更加“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在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大事上、在对尊崇中国文化的态度上是没有摇摆的。

在记者面前,蔡国强对这迷人的火药做了充满人性化的描述,令人感到火药就像一个任性的小孩,“不可控制还会出现意外,随时随地都可能烧掉重来。”而在他眼中,火药创作的过程跟“性”类似,“它不可以修改,一遍就是一遍。它还和场地呀、对象呀、心情呀都有关系,做得顺做不顺,不行就只能从头再来。火药这材料还很互动,材料用多用少,如何混合发生化学反应,这个过程都要根据对象来计算,就像男孩子做爱要让女孩子高兴一样,不过点火了以后男孩子都很开心。”

蔡国强:我本身不怕身败名裂。其实这件事的魅力还不止这些,这样的事、这样的创意只有在奥运会这么大的舞台,才有可能做出来,整个中轴线,15公里,动用很多的警力去保护,这又是单一的艺术家无力做到的。

人物周刊:你对APEC那次的效果怎么评价?

与其说蔡国强利用中国古老的发明,在当代创造了奇特的艺术景观,不如说火药借助蔡国强的作品,在今天续写着新的传说。“火药作品诞生的瞬间,它的震撼力和冲击力,速度、声响,对空间的侵入和破坏,对空间的改造和混沌,在我看来都是令人兴奋的奇迹。”

大隐于市,参与奥运也像修行

蔡国强:做这样的大型活动都会经历一条波动曲线。从朝气蓬勃、充满野心和创意到下滑、失望,最后转到自我安慰、自我适应的状态。

再过几天,蔡国强的焰火作品将为北京奥运增添艺术的色彩和亮度,而奥运会结束之后这位充满奇思妙想的艺术家还会做什么?蔡国强告诉记者,没有计划,但肯定会跟火药创作继续结缘,接着“炸”下去。

焰火虽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但在人们心中它又是浪漫的象征,那转瞬即逝的绚烂美丽得不可思议。在西方,喜欢玩火药的蔡国强就被称为诗意的浪漫主义者,如今他终于将自己的浪漫情怀在奥运会开幕式这样的大型活动中舒展出来,让观赏者如痴如醉。只是谁都不会想到,对于蔡国强来说,参加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创作只是一次修行。

开闭幕式之类的活动非常大,大到超出你的想象。有些东西,你会感觉它不过就是密密麻麻密密麻麻的数量,当它们集聚起来,数量发生质变,就不受你控制了,它自己的生命溢出来了。

蔡国强:原本在2007年、2008年之间,我是想去老挝的一个寺庙出家的。

当时有一个亮点是要做一个梯子到天上去,500多米,比东方明珠还高,用飞艇将梯子从江面上拉起来,从黄浦江两岸迅跑过来的火聚合成梯子的两边,中间是横木,“特特特特特”上去……当时因为“9·11”事件的影响,会议中心上空禁止出现飞行物,担心飞艇会被导弹打下来,所以就不可能做了。但最后读秒“5-4-3-2-1”,满天是大红的牡丹花,600个、700个、1000个,满天的蓝色星星,从天空这边看到那边足有几公里;黄浦江上几十栋大楼都在“爆破 ”(发射烟花),整个城市像燃烧起来一样,我有一种“要出事了要出事了”的担心,其实是在控制内的。我经常会被创意中没有预料到的一些东西震撼住。

杨澜:为什么要到老挝出家呢?

人物周刊:你的爆破作品有点像爵士乐,有一种即兴的成分在里面。

蔡国强:因为那里很穷,而且条件很不好,我就想像那里会很安静。

蔡国强:对,有点像,所以我喜欢爆炸多过焰火。空气、风,现场自然条件的不同,决定了每一次都不同。我常用****来比喻这个过程,当爆炸的规模是可控的时候,就是自己和对象****的过程。而当事情闹大了以后就很不一样了,就变成一个事件,像在上海做的APEC,动用了几千个警察、几千个消防。

杨澜:所以你肯定不能到普陀山去做和尚,那里的香火太盛,手机铃声响个不停?

人物周刊:事情闹大了,对你会不会形成压力?

蔡国强:对,但是后来我去了那个寺庙考察,跟他们的高僧见面,而且他们也是开着奔驰车。

蔡国强:奥运会开闭幕式这么大规模的事件,几千人在为我们的创意付出,从技术研发,到材料选择,到产品的生产和质量把关,一关一关都有人在监督在帮忙,大家都没有休息日,无形中就有了压力和责任,担心就大起来了。

杨澜:所以你出家的梦想落空了?

针对焰火的生命力

蔡国强:就是说,这个世界不要靠落后,或者是偏僻来保持它的安静,它的安静是大隐隐于市的,我不一定要去找静。比方说奥运会对我来说就像大隐隐于市,在奥运会期间,我基本上停止了别的艺术创作,为了奥运会天天在磨一些事,就像在念佛经一样,这也是一种修行。

而不是不停地喷花

2008年对于蔡国强来说意义非凡,除了作为核心成员,参加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创作之外,早些时候,他在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举行了个人的艺术回顾展。在当时还非常寒冷的天气下,很多人不惜排一两个小时的长队,来参观这位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他为自己的艺术回顾展取名叫我想要相信!他到底想要相信什么呢?

人物周刊:你每天进出这个巷子,每天看到北大红楼,你是怎样体会北京的?

[编辑:亢章虎]

蔡国强:就是看到真实的、日常的北京。我很喜欢北京,虽然北京人挺闹的,但这个城市有一点点沉默,包含在她的历史里,包含在城市的性格和精神里,也刻在她脸上,这让我有一点点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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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的新建筑,像“鸟巢”、水立方、央视大楼、机场航站楼,体现出某种意义上的野心,但又控制不好,一方面是她的古典稳重,另一方面心里又在扑扑乱跳,这感觉很有意思,这东西就有它的魅力。北京本来是中规中矩、按部就班,现在一边冒险一边学着控制,但任何事情只要做起来了,就是发生,就是存在,就是历史,这一点北京比上海更大气。

人物周刊:开闭幕式上有这么多人,使用焰火会不会有危险?

蔡国强:所以我们在场地内外都做了很多模拟实验,包括焰火产生的高温对“鸟巢”顶部的膜的破坏性实验。基本上都不错,相对安心,不过还要看最终效果。

人物周刊:你曾提到可以做一些比较精细的造型,是指什么?

蔡国强:我其实并不是那么喜欢焰火,我更喜欢爆炸,喜欢它的速度、能量和不可控。所以我做的设计是针对焰火本身的生命力,而不是它的花样,不是不停地喷花喷花喷花。上海每年都有烟花节,你再看全世界的烟花,都是一些传统的花样,10分钟之内就无花可放了。

焰火比较难出造型,和爆炸点的大小、发射的时间、到达空中的高度、位点以及停留的时间有关。要想让08奥运的焰火传达一些理念,需要一些高科技,第一是爆炸点要小,爆炸点大的话就不好控制形状;然后要把不同的爆炸点镶嵌到空中不同的高度;还有速度,“哒哒哒哒哒”接连地向上喷出,最后同时呈现。要控制好每一个爆炸点的瞬间,不同的爆炸点可能相隔几秒钟升空,但它们携带的芯片会控制它们在同一时间爆炸,就像在华盛顿看到的那样,每个爆炸点处于不同的高度,最后形成一个龙卷风的造型。听起来简单,其实很复杂,这次造型会更多。

人物周刊:对奥运这样一个特别的主题,会不会更多地运用你的标签——中国元素?

蔡国强:不一定。其实我的标牌“中国元素”是在中国被夸大了,在西方并没有。你看在华盛顿的那个爆炸——龙卷风,跟中国没有多少关系。你非要说我在用中国元素,也不完全是错的。包括今年我在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回顾展,汽车爆炸、箭射在老虎身上、狼在撞墙……这些都要说成是中国元素吗?那汽车也是中国元素了。

人物周刊:日本留学那段经历对你产生了哪些影响?

蔡国强:可能是在材料和形式上追求极致。他们对待材料本身特点、价值的态度很特别。他们看花、抚摸花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有人用书法写“花”这个字,可以写一辈子,这种态度不仅仅是坚持、精致,还有一定的禅宗精神在里面,可以获得无限的安慰和支撑。

到上海读书那4年对我影响也很大。上海也比较个人主义,跟国家政治和以改变国家命运为目的的艺术文化工程保持一定距离,艺术比较多样化,注重形式,像当年的“海派”艺术。后来从日本到美国,比较一贯性的东西就是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意识形态比较偏离。

把火药变成颜料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火药而不是其他?

蔡国强:跟家乡有关,那时候很多邻居的孩子下课以后在家里做鞭炮补贴家用,做鞭炮的火药随手可得。火药之前我用过许多手段,比如用自然界风的力量或鼓风机吹油画颜料,想让画“动”起来,或者把画布拿到礁石上、榕树的树根上去拓片,有一阵子也用火烧一烧,看油画烧过之后能不能起泡之类,总想做出一些偶然的效果,而不是用理智一笔一笔去画的,所谓向自然界借力量的理念。但慢慢觉得这样做还是太小气,就想到了干脆用火药。开始是用小孩的玩具烟花喷些火药到画布上,但画布被打出一个个洞,无法做出我心里的效果来。后来就在画布上用鞭炮火药撒出形状然后点燃,这样能出形状,就像画画一样。这样,火药就完全变成颜料了。

人物周刊:画布不再破掉?

蔡国强:有时候还是会破掉。火药的速度,它产生的压力,两者要控制好。但是如果全在控制当中,规规矩矩的,还是不过瘾。要稍微有一点来不及躲开、点燃之后赶快去灭火的感觉。

这跟我的天性刚好相反。我一直比较胆小、中规中矩,画画人家用笔很大气,我却甩不开,身体也比较瘦,做事情放不开,而且特别地怀旧、喜欢寂寞。我常跟国外那些收藏我作品的美术馆馆长和策展人说,以后年纪大了我要回故乡画风景画,画春夏秋冬,那些仍然会让我感动。

所以火药爆炸的那种破坏性实际上是冲着我自己来的,用这种不大好控制的、极具偶然性的方式来改变自己过于理性的创作和想法。我对火药这种材料一直怀有不安和不甘心,它对我一直是一种极具魅力的怨艾。

人物周刊:借助外力把自己打开。

蔡国强:还有对材料本身的自然属性,对其中蕴藏的神秘感的迷恋。火药这东西很有意思,爆炸之前是尘土,爆炸之后就变成烟痕、残灰,很安静很安静。我从火药里体会到了哲学。

我喜欢稍微有一点点捣蛋

人物周刊:在你被收藏的作品当中,有没有自己特别偏爱的?

蔡国强:每年都有不少作品,但每年特别记得住的只有一两件,偏爱哪些,很难说。比如199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我雇了一艘帆船,从运河开进威尼斯,带去100公斤人参,给双年展“补一补”,给威尼斯带去“被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那一次很美好。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我做了“收租院”,在20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缅怀一下消失的乌托邦… …我喜欢稍微有一点点捣蛋。

人物周刊:你说过“我不是赵无极,也不是贝聿铭,我就是当代好玩的人当中的一个捣蛋者”。

蔡国强:是当代艺术家中的一个。当代艺术的特点是跟这个时代的互动多,好对时代脉搏、社会环境作出敏感反应,形式和方法都很丰富,在媒体上也很受欢迎,因为有话题性。贝聿铭和赵无极做的东西没有人批评的,我的作品有人批评说“ 打中国牌”、“讨好西方”,这说明他们完全把我当自家人。

人物周刊:你的作品中有一种态度:轻松,不一本正经,这是怎么来的?

蔡国强:我的个性比较叛逆,不愿意把东西做死了做僵了,喜欢自由自在的状态。当然也可以从哲学上说,不一定以不变应万变,也可从万变中寻求不变。所以人家找我做作品,都不知道我将会做出什么来,一会儿来个船,一会儿来个飞机… …现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正在展出我做的一个飞机,曾在圣保罗双年展展出过的,他们买下来(收藏),展览一年半。现在进机场身上的小刀、指甲刀不是要被没收么?我就把圣保罗机场没收的两万多只指甲刀、小刀都插在一个飞机上,叫做“一路平安”,那个飞机全身像刺猬一样,光芒万丈。

这次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回顾展,人山人海,每天队排得很长,陈丹青说他是排了一个多小时才进去的,这说明我的东西至少是雅俗共赏。这也是出国以后的改变,如果我一直在国内,也许会追求一种更“高深”一点的风格,显得更像一个有学问的当代艺术家。但在国外,发现西方当代艺术走到今天其实遇到一个很大的困境,一直在一个小圈子里游戏,他们的艺术是偏食的,大量的传统艺术形式都成了博物馆的藏品,你会觉得现在再做那些已经没有多少价值了。

人物周刊:批评家尹吉南把黄永砯的“纸浆艺术”、谷文达的“中国简词”、徐冰“鬼打墙”的拓印和你的火药称作海外“四大金刚”,针对中国四大发明来的。

蔡国强:可以这样说,但这不是问题所在,外国人也在用他们的文化,关键是为什么用,用得怎么样。

我从来都认为,没有祖先对不起我们的事。假如我们认为过去的文化现在没办法用了,是我们对不起他们。不要搞错了,他们在他们的时代做得很好,我们现在做得不如他们好,不要认为传统文化是落后的、保守的。西方文化又怎么样?它曾经非常非常保守,清教徒式的生活限制了它的发展;我们的文化一路走来,相对是丰富多彩、充满激情和开放的。只是近代以来,国家要救亡,民众生活艰难,我们的文化才慢慢走进了一个怪圈。

人物周刊:如果有什么会限制你的创造力的话,你觉得可能是什么?

蔡国强:生理、心理上的疲倦,不再那样心跳和激动,这是最大的打击。如果别人看我的回顾展觉得,这个人还挺能做的,到现在没有显出疲态,这样就挺好。

蔡国强

1957年生于福建泉州。1981-1985年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1986年赴日本留学,199 5年移居美国纽约。曾获1995年日本文化设计奖、1995年第46届威尼斯双年展“超国度文化展本尼斯奖”、199 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国际金狮奖、2001年美国欧柏特艺术奖。2001年,负责APEC大型景观焰火设计。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视觉特效艺术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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