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日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美术品著作权保护空间尚待拓展

 艺术家     |      2019-12-06

近日,由中国美协、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主办,中国美协对外联络部、著作权维权办公室承办的中日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在中国文艺家之家举办,来自日本艺术界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代表,与中国的业界专家展开座谈。与会人员认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记中日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

陶勤、刘中、兰莹、吕岩峰

为探讨中日两国艺术家著作权维权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互相借鉴在著作权保护中的实际经验,应中国美术家协会邀请,以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日本艺术院院士、日本美术院理事长、著名日本画家松尾敏男先生为团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简称日中文交)代表团一行五人,于2011年10月22日至28日访问中国。

代表团一行拜访了上海、洛阳、北京三地。每至一地,都对当地的博物馆、美术馆进行参观考察。上海、河南美协负责人均会见代表团,并与代表团认真讨论了地方艺术家们的创作情况及相关的权益保护问题。在洛阳,应当地艺术家的邀请,代表团走访了著名的“牡丹村”,现场观摩了当地农民画家绘画“牡丹图”的全过程。擅绘牡丹的松尾团长对此非常感兴趣,全程专注地观看并不时提出问题。最后,全体代表团成员与当地淳朴好客的农民艺术家们合影留念。对此,陪同代表团的中国美协副秘书长陶勤笑称为“送外国文化下基层”。

代表团回京后,27日下午,“中日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在中国文联大楼会议室召开。与会的中方代表有:国际造型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分部主任、艺术史论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夫也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副所长郑工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科研处处长许平教授;人民日报社讽刺与幽默报主编徐鹏飞;北京印刷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田忠利教授;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贾颖律师;中国美协著作权维权办公室朱凡主任;中国美协外联部刘中副主任;中国艺术报记者李雪钦等。与会的日本艺术界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代表为:日中文交代表团团长,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日本艺术院院士、日本美术院理事长、著名日本画家松尾敏男先生;代表团副团长、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理事、日本美术家联盟著作权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油画家入江观先生(他领导的日本美术家联盟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从事美术作品版权保护工作);吉井画廊会长、清春白桦美术馆理事长吉井长三先生、东北大学理事、原文化厅长官官房著作权课课长、前西洋美术馆副官长甲野正道先生和日中文交事务局次长小暮贵代女士。会议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管维权工作的副秘书长陶勤主持。

刘大为主席首先代表中方介绍了中国美术界、尤其是美术家著作权维护方面的情况,然后由入江观和甲野正道分别就日本美术联盟在版权保护方面的业务情况和日本美术家权益保护的概况做了整体介绍,之后座谈围绕著作权针对美术作品的范围界定,著作权人信息收集、存储与使用,著作权保护制度的建立健全,社会舆论的营造,违反著作权法的处罚方式与力度,著作权保护的国际合作前景,以及当前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等方面充分展开讨论。

刘大为在讲话中谈到:当今时代世界政治格局的排兵布阵影响着中国大陆美术圈的生态环境,催生、深化中国新的行业秩序和规则,其中美术品,尤其是当代美术品的知识产权有效管理、合理使用以及美术家权益的保护是一个新的重要领域。美术家和使用方的矛盾日益异化、细化,权益保护的难度加大,中国美协必须适应这种变革,将维权工作作为会员服务的重要平台和新的手段,主动争取法定许可与集体管理组织的身份确认,以便在美术家权益保护的领域有所作为,从而践行为广大美术家服务的职责,响应落实中央科学发展观的号召。完成我国当代美术权益的保护现代化、国际化、法制化的转型是国家赋予的,是为国家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尽力的神圣使命,维护美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必将成为新时期中国美协的立会之基。随着中外美术的深入交流,合作、经营、开发性中外美术活动越来越多,美术维权早已不单单面对国内美术界,国际维权的比例将逐渐增加,为保证中国美协维权工作的先进性和前瞻性,从当前的开始启动阶段就需要从国际着眼,建立与国际知识产权维权组织的多边交流与互访机制,以及时借鉴其在文艺作品知识产权保护和艺术法研究领域的先进经验,从国际大格局确定中国美协权益保护的方针政策,同时也把中国美术权益保护的最新动态传达给世界,为树立中国在世界知识产权领域的良好形象尽一份力。

入江观在听取、了解中国美术维权状况的基础上,介绍了日本美术家联盟开展维权工作的基本情况。日本美术家联盟有5300个会员,联盟在这当中进行著作权保护的相关工作。第一是著作权代理业务。根据维权约款,和著作权人签订代理协议,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保护; 第二是咨询业务。因为维权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说《著作权法》等相关的法律事务,会对会员、非会员,以他们为对象进行咨询服务;第三是对著作权人的信息进行收集。比如说他们住在哪里,可以随时调出美术家所住的地区,把这些相关信息收集起来创造数据库,向相关部门提供相关的信息;第四是对政府建言献策。日本的文化厅在进行相关法律修订的时候联盟要提供相应的建言献策。此外,还和其他行业团体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把从他们那里学习来的知识运用到日常工作当中,以保护美术家的权利,这是联盟的主要业务。近年,各国对于信息的保护越来越严厉,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在不断的制定,这样使得机构收集著作权信息也越来越困难,联盟作为美术家团体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得到了作者很大的信任,和作者的家属也都有很好的关系,所以可以请作者和作者的家属提供很好的信息,以方便使用者。现在每年可以对应几百件的信息要求。日本政府当局愿意充分使用像我们这样具有足够信用的团体进行著作权管理,在这方面从行政角度上推出很好的政策。根据文化厅的要求,联盟代表会作为委员出席各种委员会,在法律修订以及实际问题上提出改善法律修订的办法和解决方法。总之,我们会从实际出发考虑著作权的修法提议。

甲野正道为与会者介绍了日本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的概况,分别就著作权保护的对象、权利的内容、选择的限制、著作权集体管理、日本美术著作权现存的有待完善的课题等方面进行阐述,对协会的美术品权益保护工作非常有启发意义。

中日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中日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的成功召开,在规格和规模上都是中日美术交流历史上的第一次,以此为契机,开启中日合作开展美术作品权益保护事业的序幕,将被载入中日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交流的史册。所谓他山之石,可攻己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立足中国艺术家著作权保护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借鉴世界上美术著作权保护工作起步较早的国家的先进经验,必将使中国美协刚刚起步的维权工作在不久的将来有长足的进步。

中国美协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综述

中国美术作品著作权维权集体管理势在必行

——中国美协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综述

吕岩峰

相比其他专业领域,中国美术界一直缺少有关著作权保护的长远规划和实际举措,以及具体管理机制。其原因并不是美术界没有著作权保护方面的问题存在,相反,美术界在这方面恰恰是“重灾区”,存在诸多关于著作权者、著作权使用者和继承者的创作、展览、出版、收藏、流通等各个层面的侵权问题,严重侵害了美术家及美术机构的合法权益,因此急需要相关行业管理组织尽早介入。

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作为美术著作权保护工作的主推者,已迈出美术界著作权维权的第一步。2011年3月20日,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联合主办的“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由中国文联权保处处长暴淑艳和中国美协著作权维权办公室主任朱凡主持。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冯远,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分党组书记吴长江,副秘书长、分党组成员陶勤参加会议。国家版权局版权处、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北京市二中院知识产权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教研室等知识产权、著作权方面专家代表和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中国互联网版权联盟等有关著作权管理组织的负责人以及人美社、百雅轩等美术作品著作权使用者代表,还有中国美协各部室列席代表及多位美术界代表等40余人参加了座谈。与会媒体有光明日报、中国日报、北京参考、中国艺术报、中国文化报、美术报、中国知识产权报、美术杂志等。

会议代表们分别就当前美术作品被侵权的形态及美术家的诉求、现行《著作权法》对美术作品的保护与完善、如何处理好美术创作者与使用者的关系、美术家如何维权、维权组织在保护美术家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等多项议题展开讨论。此外还就《著作权法》及美术著作权方面的知识、美术作品的保护和使用及具体案例进行了介绍和讨论,甚至对著作权保护以外更广泛的美术家权益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

通过这次会议,法律界、知识产权界、中国文联、中国美协维权部门都进一步了解了广大美术家的维权诉求,梳理了目前美术著作权侵权的主要形式,对于下一步将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落到实处形成了可操作的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对美术界著作权维权这项工作十分重视。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关于美术著作权权益保护工作,美协应作为使命来谋划。美术事业近年来繁荣活跃、获得长足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艺术品交易日益活跃,出现了很多有关权益保护的问题,这些年首先社会上的呼声也非常强烈。美术事业发展到今天,艺术家的权益、艺术家的劳动如何得到尊重和保护,成为美术界热切期盼的一件大事。由文联主管部门来负责这项工作的推展,其次是广泛开展调研,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修改和完善。

中国美协已经把艺术家权益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成立了维权办公室,确立了职责主管人员,权责明确,正积极地开展和推动起维权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成立维权机构是美术界里非常重要的事情。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美术维权是由来已久的大问题,美术界乃至全社会早有关注。美术侵权现象比较杂:比如仿冒问题、拆迁破坏壁画的问题,还有设计的图案被盗用,未经作者许可的非法出版物等等,其中的很多问题都是一个系统工程。美协是人民团体,没有执法权力,执法还是要靠政府,哪个部门来执法和操作?所以协调各个部门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再就是有法才有依据。首要的应在法律定位上、在艺术作品规定上建立细化、完整、有效、强有力的执法体系,才能够使美术维权有效的实施、操作。还有职能问题、鉴定问题在实际界定的层面上都要下力气落实,美术维权任重道远。

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分党组书记吴长江: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美术品市场也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投身到艺术市场中,参与到艺术品的展示、出版、销售、收藏等各个领域,特别是高科技、新技术的引入,使出版传播方式和艺术创作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系列的新变化也催生了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这个课题。这是中国美协新的工作和服务领域,也是责无旁贷的使命。为了将著作权保护工作做到实处,中国美协去年成立了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部门——著作权维权办公室。近期与国务院法制办、国家版权局等机关进行沟通座谈,从美术品著作权集体保护等有效的方式、方法进行深入交流,也制订了在近期进行调研工作、创办维权网络窗口,以及制订行之有效的维权办法等一系列工作计划,目的就是促进美术品著作权维权工作尽快地走上正轨,完成这一开创性、历史性的工作。当前的美术著作权领域的维权工作,首先是有关著作权保护的普法工作急需开展。其次,美术界需要与法律、执法等相关领域商讨关于美术品著作权法的颁布、修订,以及判案等方面问题,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

中国美协副秘书长、分党组成员陶勤:完善法律制度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美术维权需从源头上解决。著作权是文化领域最重要的知识产权,也是文化活动、文化产品、文化产业的基础。我国的《著作权法》的修订已纳入到国家的立法计划中,我们最近就《著作权法》在整个立法的程序、周期等基本问题上进行了面对面的探讨,主要面临两个任务:一是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有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冒充美协的名义,以出版画册为由骗取画家作品。另外一个是管理制度。美协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映自己利益诉求并与决策者达成共识,争取决策上的合理安排。民主立法是建立法制国家的必由之路,有法律的支持,维权才能有章可循。中国美协今后的工作将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呼吁修订《著作权法》。可以通过中国美协的政协委员来呼吁相关法律的修订和完善。二是形成美术家著作权集体管理体系,建立维权的平台。三在艺术家中进行《著作权》的普及教育,并扩展宣传方式。

二、来自国家版权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的负责人和专业知识产权法律师代表从立法、执法、普法等各个角度分析案例,答疑解惑:

国家版权局版权处处长段玉萍:很高兴看到美术家协会成立了维权办,这对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能为美术家做更多的事情。首先应该把美术家的维权当作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美术家从事创作之余,没有那么大精力进行维权,跟使用者有时候也难以交涉,特别是当使用者是单位或组织时,美术家个人更是处于弱势地位。从这个角度,中国美协能够以集体的名义,替美术家们呼吁权利保护问题、呼吁立法问题,是更好地为美术家服务的重要工作。另外就是对美术家及全社会要进行宣传、教育、培训、普及法律知识,培养自我维权意识。

《著作权法》从1990年正式颁布,1991年正式实施,到今年已整整20年,我国的著作权保护状况有了一定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离作者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从法律制度上来说,无论是1990年的法律,还是2001年、2010 年《著作权法》的修改,对于美术作品的保护都有涉及,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署名权、修改权、发表权等一共17项,这些是所有的美术家都应该享有的权利。另外,对于美术作品保护期的规定和其他种类的作品基本一致,作者终生加死亡后50年,都是作者予以保护的期限。而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的保护与衔接,在著作权许可使用和转让合同当中也做了规定。对于作品的归属,在《著作权法》中规定的也是比较清楚。

中国的艺术市场交易是非常活跃的,金额也非常大,仅次于美国,在国际上是第二大艺术品的交易市场,这么大的交易量,对于作者追溯权的保护必须要提上日程。在法律责任中,凡是侵犯法律规定的这些权利,都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张雪松:自《著作权法》实施以来,法院审理了大量的著作权案件,其中包括涉及美术作品的案件,最早的像刘继卣侵权案件,当时引起了轰动,最终维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近年涉及美术作品的案件也不断出现,其中美术作品用于邮票发生的侵权情况较多,还有涉及连环画、雕塑的侵权案件。最近还有漫画用于高考试卷的侵权案件。从审判结果看,多数法院支持权利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侵权。但争议比较大的是赔偿损失如何计算的问题,因为这涉及的因素比较多,像法院判决赔偿数额确定是作品本身的原创度、知名度,也会考虑作品侵权行为是用在什么情况,在什么作品上,商业使用还是一般的在报刊上作为插图、配图使用,情况非常复杂,目前也没有公认的计算标准。下一步北京市高法还要考虑针对不同作品,不同的侵权行为制订一个相对比较规范的合理标准,能够得到普遍适用,这个在以后的工作中希望文联和美协予以支持。

从这些年的案件来看,美术作品除著作权侵权外,实际上涉及的领域还是比较宽的,比如商标、专利的外观设计等,另外对网络侵权也应有所警示,可以说涉及到所有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领域。借这个机会也向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市高法和中国文联已在积极策划建立全面合作机制。这个机制包括我们涉及的一些案件中请专家委员会协助调解纠纷,还包括涉及的一些专业问题请专家出具咨询意见两方面的内容。

北京市二中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张晓津:近年来,我们审理了涉及到《白蛇传》连环画的侵权案、范曾“十二生肖图”侵权案等。还调解了一批案子,如齐白石的后人起诉出版社将其作品用于图书出版。以上案例都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通过这些案件也看出来一个特点,美术作品被侵权的形式是多样的,有的可能是常见的图书出版,有的可能是被用作其他商业用途。

我们的《著作权法》出台较晚,还需要一个推动的过程。现在美术家已经开始有维权意识了,但是怎么把维权意识贯穿在作品中,包括转让权利,或者对外许可使用权等,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创作阶段要注意保存好草稿,如果是接受别人的委托创作,双方一定要约定清楚权利归属,严格说明作品的权利还是应该归属作者,但是委托单位是有权利来使用的。对外转让、许可使用也是必须要约定清楚它的时间、地域范围,约定明确才可以起诉侵权。

这里提醒大家:发现侵权一定要注意固定证据,这可能是好多作者在诉讼中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有时候通过公证,很多东西都简化了,包括可以有一些录音,其实有许多方法可以把侵权者侵权的行为固定下来,作为维权的一个依据。

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晓刚:从立法和法律的执行层面上讲,法律明确规定的是权利,没有明显禁止的也是权利。要把权利实现在合同里面,这些问题是艺术家们和给艺术家提供帮助的人需要注意的。

实际上,法律规定都是原则的东西,什么可以成为作品,有什么要素?不同的类型的作品有不同的规定,比如关于出版、影像、广播电视,都是针对使用者和传播者规定的。在作品类型里面包括著作权,分散在其他的条款中。

说到美术作品和载体之间的关系,马晓刚说,美术作品载体原件的转让、转移许可是否影响著作权的行使,美术作品财产权的转移只包含了展览权,其他的没有规定,仍然属画家所有。比如画家给出版社投稿,行使的是著作权,美术原稿的财产权没有给出版社,美术作品拍卖,卖的是财产权,著作权还是自己的,这个目前法律没有疑问。问题主要是意识、道德的,刑事责任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整个社会综合治理、综合考虑的问题。我觉得目前的《著作权法》需要完善,可以说艺术家目前维权已经有法律上的依据了。

中国美协法律顾问王洋:

说到维权落到实处,作为个体还是一个如何具有非常高的维权意识的问题,有了维权意识,有了新的诉求才能解决问题。维权难,维权的成本太高,是不是就不积极主张?我想解决的路径是综合治理是互动关系,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平台,维权问题都在推动,能够促成更多的被侵权的艺术家拿起法律武器解决问题。在这里再给各位老师提供一个路径,仲裁在这方面和程序上的便捷上也有一定的优势,是可以选择的路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了维权的意识,由艺术家自己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去维权,找懂得法律的专业人士去咨询,得当地解决问题。

三、各位著作权权益人纷纷热情发言,就壁画、雕塑等公共艺术以及其他美术门类遇到的侵权情况进行现场讲述,提供了许多鲜活的可供参考、研究的案例: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壁画学会会长侯一民:我代表壁画界说两句。2003年在一次《检察日报》法律生活栏目召开的关于壁画被毁问题的法律专家座谈会上,我说请法律界救救壁画,壁画自从80年代初出现了中国当代壁画复兴的潮流以来,到现在已经30年了,可以说壁画在被毁,被破坏,被无理的侵权上是一个重灾区。

在2001年以前,我们做过一个30位壁画家作品被毁的调查,那个时候30个人的作品已有25部被毁,随后噩耗不断传来,包括我自己的作品。我在北京的5幅壁画已经毁掉3幅了。首先毁掉的是《血肉长城》,我非常感谢革命博物馆,他们通知了我,最后由于大家的努力,把它作为国家文物保护下来了,而且最近又换了个地方重新安装了。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非常严重,上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一批能够代表国家的一些作品,弄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当时最突出的几件事情,像刘秉江为北京饭店画的《创作•收获•欢乐》,一夜之间就被毁掉了,作者毫不知情。它对面的马赛克的《桂林山水》也变成一堆垃圾。天文馆的壁画也被毁了,《火烧赤壁》也被毁了,还有很多。

问题在哪儿呢?因为壁画有这样的特点,壁画作品一旦完成,作品就固定在建筑上,这个作品的有形资产的所有权就转移了,这是一个特点。再有一个特点,壁画和一般的美术品比如国画不一样,它的产生往往不是一个单位或个人的委托,它是一个市政工程、市政建设,是城市文化形象展示的组成部分。壁画有它的审批过程,特别是一些重点的壁画,是经过层层的审批,经过市级或者重要的国家单位的宣传部门的审查才落成的。虽然它处在饭店、宾馆或者机场,但是它的性质属于公众艺术,是政府或者国家的文化行为。我希望法律界能对这个问题有所界定。还有一个问题,虽然甲方有对这个有形资产的所有权,作者还有对这个作品的无形资产的所有权。体现在他对这个作品的署名、宣传介绍、出版等方面的权利。他的著作权并没有丧失,你一旦毁掉了这个作品,你说是我的墙,我愿意拆就拆,作者的著作权当然也就没有了。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了几个办法。第一点,是不是对于法律中间有关著作权保护的条文有一些细化的解释。第二,我们的文化部门对于这种壁画的保护问题能不能有一个相应的法规。第三,要不要有一个机构,区别一下哪些是精品,哪些东西是要保护的,像日本一样,把它列为国家文化财产,甚至于是国宝级的作品,作品所在单位有权利使用,但是没有权利破坏,还要有义务来保护它。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批经典作品被毁的差不多只剩不到三分之一了。像首都机场,那是名扬世界的,现在都改成库房了,你想去看都不可能了,幸亏有一位姓李的办公室主任,千方百计不让拆,现在大部分都还在,但是那些壁画的命运也很难讲。

湖北省文联、省美协主席,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主任唐小禾:今天谈的美术作品的著作权的保护问题,实际上我更倾向于说公共空间里的优秀艺术作品保护问题,这些年我们壁画界的艺术家们对这个问题反映很尖锐。

《物权法》和《著作权法》,孰轻孰重?《物权法》就把《著作权法》完全盖住了,你就没办法打赢这个官司。所以,艺术家都是处于很无奈的境地。公共空间有国有的、政府投资的公共空间;有民营的宾馆、饭店等,民营的里面也有很多优秀作品,北京长城饭店里面就有很多。是不是这个老板说这个东西我是拿钱做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敦煌经过了一千多年,也经过很多沧桑,但是大体还保存下来了,而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的作品保存二十年就完了。那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艺术的传承怎么来体现呢?所以,希望能够从法律角度,对这些作品进行保护。公共艺术空间的作品有壁画、雕塑、中国画、油画、装饰作品等等。现在被毁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壁画,因为现在我们的建筑装修,两年一装修,五年一装修,民用建筑的寿命五十年,公共建筑的寿命是一百年,拆房子,肯定要把画拆下来,壁画因为在墙面上,它首当其冲就得被毁。希望国家的立法机构充分听取一些意见,用更细致的条款来保护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文明成果。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油画学会理事庞涛:现在造假画的多如牛毛,侵权问题非常普遍,专业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出来为了生存也在造假画。现在造假画到什么程度呢?已经变成专业化,流水线,分工明确,这个问题在国际上也存在。所以,特别感谢美协成立这么一个机构,替我们维权,这是历届美协没有做到的,如果能够落实到行动上,那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应该载入美术史册。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艺术品的管理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画坛上活跃的画家虽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但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依然是一流的画家,可作品却是末流的管理。我们要抢救这些作品,不管在什么地方,统统要保存,给珍贵遗作一个妥善的安排。

四、雅昌、人美社等单位作为著作权使用者代表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建言,表示坚决支持美术界的著作权保护事业:

雅昌集团副总裁潘建平: 随着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美术作品的属性发生了变化。作为雅昌来讲,对于这些新的艺术资源,如何保护、传播、吸收?保护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通过流程来确保艺术品的图片不外流,不被别人非法使用,这是最基本的职责。另外一个问题是通过网络再使用的传播。出版业和美术作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和多元化,如何利用美术作品的版权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新课题,保护艺术家的著作权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探讨和尝试。在实践的过程中,总结了一些从事艺术家作品的版权保护的工作思路,可供从事所有艺术版权保护的同仁们借鉴。首先,应该是对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划分为不同的类别,根据不同特点用不同方式解决。第二,艺术品著作权的保护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依赖民间的力量和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去推进。第三,用市场的经济机制和方法来推进。第四,充分认识到使用高科技的手段维护权利,以前的侵权是在传统的出版侵权,现在出现了数字化技术的侵权,所以维权也应更加多元化。第五,也要考虑到社会对美术作品使用的便捷性,现在很多使用人对艺术作品使用需求的愿望和需求量很大,但是他们很难有合法的渠道获得作品,一些人侵权和违法使用作品并不是有意的。他们找不到著作权人,不知道怎么去付款。如何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既保护了著作权人合法权益,也促进了市场的发展。

人美社图书出版中心副总编刘继明:从出版社来讲,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作者,一个是出版社,应该说不矛盾。在处理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前一段时间,很多出版社为这个问题开了一个会,但最后也没有拿出一个方案。

作为出版社,法律方面不够健全就可能会侵害到作者的利益。比如稿费的问题,我们也说过要给大家提高稿费,但我们属于中央直属单位,就必须要执行国家标准。为了维权我们一直在呼吁:一是保护作者的权益,一是保护出版社的权益。刚才大家从艺术家提出的引申出来的出书以后的著作权问题,国家《著作权法》上有很多规定,但是如果作者去世了,他的家属应该怎么样继承?作为出版社来讲,不管作者是否在,在去世五十年之内我们必须和每位家属签合同。

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国际艺术授权基金常务副理事长暨秘书长郭羿承:“艺术授权”是什么概念?艺术授权是在保护美术作品的前提下做各种应用,让艺术家收取版税,我们做这个事情已经做了15年。

过去我们比较多的是帮台北故宫规划艺术授权的产业,现在大陆这几年文化产业已经比较成熟了,我们针对国内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做相关的工作,帮助他们如何运用自己权利,真正的做出一些成果。这个活动之前我们和中国美协也在探讨著作权的保护。怎么样去保护美术家的著作,如何去应用,让著作权为美术家创造更多的价值?很多艺术家不知道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权利,通过一些专业的组织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百雅轩文化艺术机构董事长、总裁,清华大学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大钧:大多数的美术家不懂得法律,版权的保护工作应从普法开始,不知道版权就是不知道怎么授权,也不知道怎么维权。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管理和授权需要很清楚,按照《继承法》来讲,艺术家与子女都应该有一份权利,这个是很难管的。

保护的目的是使用,在使用方面,商业运作和推广工作应结合起来,这个环节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和报酬的紧密联系,艺术家要有获得报酬的意识,使用方要有付酬的义务,在从事这些工作中我有几点感受:一是针对艺术家来讲最大的问题是著作权不授权。包括出版权、展览权、复制权、传播权、作品的衍生权,甚至到去世前也不授权,把这个授权交给后人去办。二是乱授权,艺术家一个权利授予多人。我觉得使用权上也有问题,包括商业机构、画展的组织单位、美术馆、博物馆。某种程度上作品捐赠也没有捐赠版权,在以往的工作中不仅仅是艺术家不懂,甚至艺术的管理机构也不懂。比如艺术家的作品捐赠给美术馆了,这个捐赠也许没有约定,可能是一种有偿收购的简单行为,而后明信片出来了、衍生品出来了,如果出于展览的需要、保护的需要可以做,但用于商业的目的是应该付酬的,所以在这些很重要的概念上,代表美术界的机构还要做表率,我觉得这些问题很重要。再比如,最近一些老艺术家也表示了自己的想法,自己很好的作品捐给美术馆,但20年却既不展览也不出版,我觉得对权益的保护应该是全面的。

五、中国社科院、中国互联网版权联盟等相关著作权研究和保护管理机构的代表,也就美术品权益保护问题充分谈了各自的观点:

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所研究员、知识产权中心副主任周林:一是保护美术家的权益。保护美术家的权益,保护美术作品,应该从中国美协和各地美协做起。第十一届美展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细则里头有一个主办者的权利讲到,主办方有展览、出版、录像、研究等权利,我想这些权利应当具体化。比如展览权,是什么样的展览权?是本届展览权,还是一些出国展的权利?应当写清楚。对这些涉及到别人的权利、财产问题不能够这样马马虎虎。现实当中已经发生了很多艺术家的权益纠纷,都是合同不明造成的。因此在征稿过程中对细则一定要非常的严肃、认真、仔细。除了细则以外,是不是在接受作品的时候还应该给各地的单位、个人有一个更详细的协议,以切实保证参展艺术家的合法权益。第二,我们谈到壁画的保护,应该总结保护壁画成功的案例。如果涉及到法院一些成功的案例,可以拿出来为公共艺术的保护提供借鉴。我想我们有《物权法》、《版权法》,但是他们不应该是冲突的,不能因为《物权法》的需要和拆迁的需要拆除艺术作品或者破坏艺术作品的完整性。在国外有很多具体的案例,在我们国家对艺术作品的完整性的理解,在学术界应该说有一定的认知,放大缩小重新做,对艺术作品的完整性都有可能损害。第三,完善、健全艺术代理制度。艺术代理可以为艺术家建立相应的艺术档案,对艺术史的研究都有帮助。第四、,立美术著作权的集体组织。权利人把他们不便管理的权利交给集体管理组织,以组织的名义向使用者发放许可,统一收取报酬。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教研室主任唐昭红:我强烈的感觉到法律有必要非常细致的明确作者的权利、画家的权利,如果不明确,法官操作非常困难。所以,我不认为我们的《著作权法》已经非常明确了,不是执法的问题,而是立法没有完善。在美术著作权法领域中我们的权利体系有两个,一个是精神的,比如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另外是经济权利,包括复制、传播、演绎权利。在任何的案件中,盼望和期待法官能够向精神利益的天平稍微倾斜一点。不是说所有的著作权都把它片面的理解成一个经济权利,要知道美术作品,不同于任何的产权模式。它既不是出版产业的主体也不可能成为网络传播产业的主体,更不是影视产业的主体,你对它的着眼点就是精神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日本要确立一个法规来保护文化产业的利益,它有公共利益。这个公共利益可能是眼前的,比如我把它放在公共场所。还有一个公共利益就是通过法律构筑这样一个保护体,给后代留下了什么文化遗存。

我想特别介绍的是美国的《版权法》,它在1990年增加了一个《视觉艺术作品保护法》。1990年美国的经济结构是什么?我们知道美国的版权产业始终倾向保护好莱坞和微软,包括现在的Google。美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国家,可在1990年的时候专门出了一个单行法规保护视觉艺术作品,也是《伯尔尼公约》对它的制约。要保护作者权益,唯一反映精神利益的就是视觉艺术作品,怎么体现的呢?作为作者来说,实现精神价值的地方可能就是原件。为什么版权局要规避追溯权?因为实现利益的就是原件,假如不能追溯原件,我们应着眼于精神利益的保护。假如建筑物中的壁画作品,建筑物要拆毁,这个壁画的移出或者毁坏,就被认定为侵犯了作者的修改权,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人在收到书面告知以后90天内要采取措施,或者把作品移出或者采取其他的措施,如果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的话,视为放弃。

《著作权法》从诞生到完善的过程,不是画家的维权意识问题,是整个社会意识的建立,可能我们要投入大量的工作。包括立法者,执法者天平的平衡,这是一个知识产权学术界的,为社会、为立法服务的意愿,都要去学习。

中国互联网版权联盟秘书长助理郭玉忠:互联网是天生传播文化作品的集散场所,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刚刚起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他作品出现的纠纷形态和处理方式,可以为美术作品的保护提供有效的借鉴。确实要在市场当中考虑美术作品的传播和使用,不要割裂开,保护的目的是更好的传播和使用,对于美术作品来说,互联网在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网上也发生了很多侵权行为,实际上是由于作品的无序使用造成的,因此还要在虚拟空间保护作者的权益。也许一件作品会被毁掉,但是这件作品在网上永远会存在。

六、美术家代表提供可操作的建议:

中国壁画学会副会长任士民:我看了一下《著作权法》,对美术作品的分类太笼统,实际上在美术领域里面应该有艺术的自有领域和公共艺术领域,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类型,应该有两个不同的方法来处理。或者在法律上有两个不同的细节来细化,这样在管理上出现问题或纠纷在调解上会有好处。

怎么样立法保护优秀的现代文化遗产?对好的和不好的东西,可以分类整理一下,为后人做一个交待,把现代文化产权保护做好。被确认保护的作品不是某个经理的、某个政府、某个领导的,它是社会的,应该向社会负责,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把这个事情解决。其实壁画保护谈的不是个人的事情,是现代壁画系统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的问题。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赵力:中国美协作为美术家的行业组织,能不能针对涉及到美术维权的制度拿出一个报告,做了哪些,或者准备做哪些?哪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要找组织,我们一般参加美术展览找中国美协,能不能遇到困难也找中国美协、找组织?

法律普及工作能不能像国外有专门的美术家维权手册,包括相应的法律条款、条款的解释,主要问题和常规问题,包括维权的程序问题,维权方式等等。

从现在的情况考虑,能不能做一个法律的规范合同?我们拿一个建议书,像国外很多的艺术家手册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法律参考意见的规范化的内容。比如作品销售通过画廊。我觉得做一个维权手册把普法和教育的工作实用性都结合起来,这样从中国美协角度来说能够真正发挥对会员的服务。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秘书长孙韬:我们申请了一个工程项目,叫做“中国二十一世纪当代精品壁画的审定与保护”,主要有几项内容:第一,希望中国美协组织专家把改革开放以后的壁画精品是否有存留价值审定出来。计划是在一百件左右,重要的获奖作品以及一些优秀作品,审定出来之后,把这些精品壁画整理成书,下发和送达壁画拥有单位和国家的政府部门、城建部门等。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计划筹集一部分资金请人大的委员做议案,向人大提出深化、细化《物权法》的议题。

中国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副主任吕品田提交了题为《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美术形态的知识产权保护》的书面发言,其中谈到:美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既要重视对有名姓的个体创作成果的保护,也要重视对那些无名的集体性创作成果,尤其是那些世代相传、体现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合力和群体智慧的传统美术形态的保护。一些利用现代技术、现代材料进行的工业化生产,以快速、批量复制传统样式的 “机制木雕”、“电脑竹刻”、“电脑刺绣”、“机器刻纸”及“注漆产品”等等,在市场上以廉价和貌似“逼真”的外观将传统手工艺置于死地。今天,应该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对诉诸工业技术的这类带“欺骗性”以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消极干扰的生产和市场行为加以约束和管理。对于模拟传统手工艺的种种工业化产品,应该有一些限制措施,比如应标明这是不同于传统手工艺的新材料、新工艺,并在产品形态和价格定位上作出鲜明的区分。

通过本次座谈会的召开,美术家们明确了自身的合法权益,增强了维权意识;法界、学界以及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具体的维权部门,进一步了解了广大美术家的维权诉求,梳理了目前侵犯美术著作权的主要形式,为下一步将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落到实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虽然美术维权工作依旧是任重道远,长路漫漫,但就像某媒体在报道这次维权会议时的话语:“美术作品著作权保护座谈会”的召开,开了一个好头,并且也就相关艺术门类的著作权保护,提出了较为可行的解决方案。“著作权维权办公室”的成立,也让之前单兵作战的美术维权人,有了一处可以依附的机构。这一切,都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可以远行的前景。

继钱钟书信札拍卖风波后,近日莫言紧急叫停《苍蝇·门牙》手书原稿拍卖一事,再次将文学艺术大师手写原稿能否拍卖推向网络舆论关注热点。而歌德2014春拍“小雅观心—赵庆伟藏重要名家手稿、手札专场”上出现的不只莫言小说手稿,冰心、丁玲等所著文章手书原作以及王蒙、贾平凹等人小说散文手书原稿也赫然在列。名人手稿被拍卖并非个例,名人手稿能否被拍卖?出现纠纷又当如何解决呢?  拍卖委托人符合善意取得即有权拍卖

近年来国内艺术品市场发展迅猛,2010年中国艺术品拍卖总额高达83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艺术品交易市场。在创造巨大商业价值的同时,美术家自身在展览、出版、收藏、流转、使用等各个层面被侵权的事件却无法及时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代中国美术的良性发展。原因在于中国美术界有关知识产权、著作权保护的机构设置、体制建设、实际举措、管理制度不健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表示。此外,美术家在创作之余,或没有那么多精力维权,或不知该依据什么法律,或认为维权成本太高,或跟侵权人无法交涉,总之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替美术家们呼吁权利保护问题,通过宣传培养美术家的自我维权意识,中国美协去年成立了专门负责著作权保护工作的著作权维权办公室。

一般而言,书信所有权归收信人所有,与书信所有权归属原则相比,作品手书原稿所有权归属相对复杂,根据权利流转情况的不同,涉及多种情形。

在日本,有法可依的著作权保护已经有将近150年的历史,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走在世界前列。而中国《著作权法》的颁布刚刚20年。中日专业人士面对面座谈,在对比中相互借鉴,在交流中共同启发,即是此次座谈会的举办目的。座谈会围绕美术创作者与使用者的关系、日本对侵犯著作权的惩罚力度、日本维权组织保护美术家合法权益的具体举措等问题展开讨论。

通常情况下,手稿的所有权归作者所有。我国《出版社书稿档案管理办法》规定:“作品出版以后原稿(手迹)归作者所有,除双方合同约定之外,一般原稿保存二三年后,退还作者,并办理清退手续。原稿退还签收单应归档。”但如果合同约定手稿所有权归出版社所有,那么出版社就有权自行处置手稿。

设计与设计图的保护分家

实践中部分作家缺乏手稿保护意识,不及时与出版社联系收回手稿,加之有的出版社不严格执行手稿清退制度,随意处理手稿,这种情况下第三人能否取得手稿所有权须看其是否符合善意取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权处分人将动产转让给受让人,受让人受让该动产时为善意,并以合理价格受让的,受让人可以取得该动产所有权。据此,如果出版社将手稿有偿转让给第三人,第三人取得手稿时为善意的,第三人就享有手稿的所有权。

针对著作权与所有权的问题,日本有一个典型案例:有个人拥有中国书法家颜真卿的作品《建中告身帖》,另一人对此进行摄影,并出版发行,而颜真卿作品所有者说不能使用,如果使用就要向我支付使用费,因为作品是我的。最终日本法院驳回了作品所有者的诉讼请求。因为,颜真卿是中国唐朝的书法家,本人早已作古,拥有作品的人并不是著作权人,不能享受相应的权利。

拍卖属于所有权转让的一种形式,作者是否有权追回手稿所有权可以依照上述情况确定。作者与出版社间如果未通过合同约定将手稿所有权转让给出版社,那么出版社便无权处理该手稿,如果拍卖委托人非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手稿,作者即有权追回其手稿所有权。

中国《著作权法》亦倡导权不随物转,规定:美术等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作权的转移,但美术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件所有人享有。也就是说,在一件美术作品的交易中,作为买方的收藏者获得的只是该作品的物权及展览权。而作为卖方的作者,尽管原件已归他人所有,但作品的著作权仍保留在自己手中。买方若要对该作品行使复制、出版、发行等权利,就要获得作者的许可。

手稿公开拍卖受著作权限制

艺术作品的作者从公开拍卖或者转卖其作品原件的收入中可以提取一定比例的补充报酬,从而保障作者能够分享由自己作品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日本东北大学理事、前西洋美术馆副馆长甲野正道,曾参与编纂日本的《著作权法》,是在著作权保护第一线的专业人士,他谈及的这项权利是指追续权。《伯尔尼公约》中有关于追续权的规定,但并非最低保护要求,各成员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采用。中国和日本都是该公约的成员国,但目前都没有引入追续权。随着拍卖在日本的普及,追续权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业界的重视。甲野正道表示。对于中国美术家来说,尽管追续权的行使尚无法律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术家只能无所作为。实际上,作者在转让美术作品原件时,可以通过与买方订立合同的方式,约定如果该原件再次进行转让,作者须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报酬。如此一来,原作者就可通过约定来为自己的权利主张提供合同依据。

手稿为作者文学艺术创作,其著作权通常情况下属于作者。作为手稿著作权人,作者对手稿享有该手稿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展览权等一系列具体的人格权利和财产性权利。手稿的著作权会在特定情形下限制手稿的公开拍卖。

日本对于艺术设计作品的知识产权是如何保护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分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张夫也的一个问题引发了很有意思的发现:在日本,工艺品、设计作品属于应用艺术,是由《意匠法》保护的。而产品的设计图,则是用《日本著作权法》来保护的。也就是说,日本对于美术与设计、设计与设计图的保护是分家的;而中国法律不排斥对应用艺术品的双重保护,可以选用外观设计专利或者著作权来保护其权利。但外观设计专利需要申请,保护期自申请日期起10年,以工业产权方式保护。

关于手稿的著作权表现形式,取决于手稿属于哪种作品。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文字作品是指小说、诗词、散文、论文等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品,美术作品是指绘画、书法、雕塑等以线条、色彩或者其他方式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或者立体的造型艺术作品。同一作品因符合不同要件可以被归入不同作品种类。那么对于手稿而言,它既可以是文字作品,也可以作为书法作品。

侵犯著作权,警察会上门逮捕

目前法律上对于手稿是否属于书法作品并无定论,但其究竟属于哪种作品将直接影响著作权的行使。具体而言,如果手稿属于书法作品,其所有权人即可依法享有手稿的展览权,如果手稿仅仅为文字作品,其发表权属于著作权人。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的规定,一般情况下,著作权人享有发表权,即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将作品公之于众的权利。著作权人发表权的行使只能有一次,作品首次向社会公开即为行使发表权。由于拍卖人应当在拍卖前展示拍卖标的,并提供查看拍卖标的的条件及有关资料,那么对于未公开发表的作品,如果将手稿认定为书法作品,委托拍卖人拍卖书稿的行为并不侵犯著作权人的展览权,可一旦法院认定该手稿仅为文字作品,公开拍卖极有可能侵犯著作权人的发表权,著作权人可依此要求委托拍卖人承担侵权法律责任。

如今互联网技术飞快发展,推动了美术作品的传播,但也为侵权的行为提供了更快速的渠道。甲野正道表示,关于电子出版的侵权问题,比如美术作品、书籍、音乐等内容被违法地放到了网上,这在日本是明确的违法行为,属于非法上传。日本艺术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都不差,许多著作权人自己在网上巡逻,发现了问题首先会抓出到底是谁做的,然后要求他停止上传并删除,如果不同意的话再采取法律措施告他。

对于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委托拍卖人如果善意取得了手稿的所有权,即有权对手稿行使处分的权利,作者享有的著作权无法阻止手稿所有权人对手稿的拍卖。如果作者事先签订合同约定了自己对手稿的所有权,或者委托拍卖人不是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手稿,那么作者可要求出版社、委托拍卖人承担侵权法律责任。

甲野正道在座谈会上阐述了日本在侵犯著作权法方面的严厉惩罚力度。如果没有得到作者的许可、以盈利为目的进行印刷出版的话,就会构成侵犯著作权,根据《日本著作权法》会被要求停止侵权,同时支付赔偿金,并没收印刷设备,更严重的会受到刑事处罚,最长的刑期可以判10年。在有些情况下,日本警察甚至还会出面对侵权人进行刑事逮捕。

此次被莫言紧急叫停拍卖的《苍蝇·门牙》手稿属于已经公开发表的作品,如果委托拍卖人能够举证证明其享有该手稿的所有权,委托拍卖人即有权拍卖该手稿,并不侵犯作者的著作权。

制止山寨复制 需要舆论氛围

应建立著作追续权制度

虽然《日本著作权法》的威慑力很大,但在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理事、日本美术家联盟著作权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油画家入江观看来,从正面的价值观来引导艺术家的艺术观更为重要,日本对于著作权的社会舆论氛围才是制止盗版抄袭的法宝。在日本侵犯著作权是社会舆论不允许的,如果有人做这件事,那此人今后的创作活动就很难在社会上开展,在道德上要受到巨大的谴责,极端地说这个人作为艺术家的生命就结束了。

追续权最早诞生于法国,由于艺术创作成本高、回报周期长,艺术家常因生活所迫,贱卖自己的作品以维持生计,但艺术品经销商却能够从不断推高的艺术品销售价格中获得暴利,为平衡艺术作品作者和经销商之间的利益分配,1920年5月20日,追续权制度在法国正式建立。具体而言,追续权是指作品的著作权人享有从作品原件的再销售中获得收益的权利,在每次拍卖和再次转手时应向著作权人支付一定的比例作为补偿,这显然是对原件所有人物权的一种限制。

而在中国,人们对于山寨复制产品显得过分地宽容,因此专家建议中国在制度上再多下功夫。漫画的流动性更大,所以中国漫画的抄袭现象也很严重。人民日报社《讽刺与幽默报》主编徐鹏飞谈及了自己的经历:我通过调查核实,发现许多和我作品一样的漫画,甚至连构图和造型都一样。有时我们在报纸发表声明,但这样顶多让抄袭者丢了下颜面,其他的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

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俄罗斯均规定了该权利,如《俄罗斯民法典(著作权部分)》第1293条规定,作者对美术作品原件及文学、音乐作品的亲笔手稿均享有追续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1条第2款第13项也增加了关于追续权的规定,即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作家、作曲家的手稿首次转让后,作者或者其继承人、受遗赠人对该原件或者手稿的每一次转售享有分享收益的权利,追续权不得转让或者放弃。国家版权局报请国务院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也规定了追续权。

日本美术家联盟有5300个会员,其中有250多个美术家的维权工作完全委托给我们代理。作为日本美术家联盟著作权委员会的负责人,入江观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日本美术家联盟的著作权代理业务:如果有人跟联盟说使用某个美术家的作品,联盟可以代替作者和欲使用者进行谈判交易。最后,联盟会从使用者交付的著作权使用费中收取15%的手续费,剩下的则付给美术家本人。此外,日本美术家联盟还对著作权人的信息进行收集,建立开放的数据库。同日本一样,中国的著作权登记采取的是自愿原则,不经过登记的作品也同样享有著作权。但值得提醒的是,一旦出现版权纠纷,在版权登记机构进行过登记的作品就更易得到法律保护。

追续权有待法律完善

编辑:张长收

目前各国对追续权的权利主体、客体、保护期限、适用范围等规定并不统一,而这些问题均需要在我国著作权法修订中逐一明确。首先,追续权应当适用于公开销售的作品。对于拍卖销售而言,拍卖品销售价格高,卖家从转售中获得的收益远远超过私下交易,而且拍卖销售时,拍卖人要进行拍卖登记备案,这将降低权利人主张追续权的成本,因此著作追续权可适用于拍卖。其次,追续权作为一项著作权财产性权利,除作者及其继承人享有该权利外,受遗赠人也可以享有。第三,追续权客体应为原创作品。1948年伯尔尼公约的布鲁塞尔文本第14条规定的追续权客体包括艺术作品原作和作家与作曲家的手稿,因此作家手稿应当成为追续权权利客体。

在我国,名人手稿因其具有的文献价值、收藏价值,已经成为收藏界的新生力量,建立追续权制度可平衡作者与投资商之间悬殊的经济利益,保障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追续权行使期限应与著作财产权保护期限一致,即作者有生之年及其死后50年。

延伸阅读

手稿拍卖可通过作家协会行使追续权  追续权行使成本较高,因此可对其进行集体管理,德国、法国、欧盟等国家均采取追续权集体管理制度。我国著作权法第8条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人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追续权集体管理需要立法明确追续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地位,由其对追续权垄断管理,通过专门立法规范追续权权利金额的收取与分配,并由专门组织对运作费用预算的确定、分配进行监督。由此可见,手稿拍卖中,作者可通过作家协会主张对自己手稿的追续权。